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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田:马克思正义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刘进田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6年第3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10/19 9:19:02           

 【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着马克思反对还是赞成正义问题国际学界展开了持续至今的热烈讨论。本文认为,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马克思批判和超越了启蒙主义正义观,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市民社会“特殊的权利”的正义到人类社会“人的权利”的正义,从法权的道德的正义到客观的历史的正义的新质思想,并在个人自主活动基础上把主客观正义辩证地历史的统一起来。马克思客观的历史的正义观主张,同生产力或个人自主活动相适应的交往形成具有正义性,因而现代权利性正义相对于封建主义交往形式具有进步性,相对于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则是过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处于人类历史第二大阶段,因而应吸纳权利性正义,以其为建构性原理,并以“人的权利”正义为范导性原理。

 【关键词】马克思;正义;“特殊的权利”的正义;“人的权利”的正义;个人自主活动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正义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热议话题。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正义也成为中国学界和政界的热议话题。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一书发表后,正义问题在自由主义内部引起热烈讨论。紧接着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艾伦·伍德教授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长文,引发正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学界对正义的讨论所围绕的问题主要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依据是不是正义,或者说资本主义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反对正义”还是“马克思赞成正义”。艾伦.伍德、塔克等认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是正义的,马克思反对以正义伦理批判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胡萨米、科恩等认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马克思是用正义伦理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但双方的观点也异中有同,他们都认为,“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1]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正义观是什么呢?它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有何有益启示和指导意义呢,本文对此问题拟作以简要讨论。

一、从市民社会的“特殊的权利”的正义到人类社会的“人的权利”的正义

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有三种可能的关系,一种是损害他人,叫恶邪;一种是不损害他人,叫正义;一种是帮助他人,叫崇高。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不损害的关系。正义就是勿损他人,不受他人损害。这样在社会交往合作中,人就可以和平共处、平等共存。因而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认为,正义“就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部分。”[2]诚实生活,就是自由生活。查士丁尼所说的关于正义的这三句话,后来成为西方私法的三个古典公式,西方的私法就是对这三个古典公式的具体化展开。康德对正义或权利内涵的理解所依据的也是西方私法的此三个古典公式。康德把正义或权利理解为各自由个人的并存与协调及其条件。康德写道:“可以理解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3]不同的有意识的个人行为的相互协调就是人人都不损害他人。

近代西方正义体现为法权和道德,也就是说,正义的性质是法、法律、道德,其内容是权利。财产权是权利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正义存在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及其制度的存在。因为所谓不损害他人,主要是指不损害他人的私有财产。休谟强调,私有财产的确立在前,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产生在后。私有财产的存在是正义产生的前提。休谟说:“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会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就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先理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4]就是说“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才有正义观念的产生,显然,表现为所有权、财产权,权利的正义,是以财产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财产私有与人的自私相关,因而休谟指出:“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5]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调正义的基础是人性自私和财产私有制。就正义的性质而言,休谟认为,正义属于道德范畴,他说:“一个人的财产是与他有关系的物品。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正义上面的。”[6]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认为,正义、权利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总起来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正义观上的特征,一是主张正义、权利以人性自私为自然人性论基础。二是认为正义、权利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三是认为正义表现为权利,特别是表现为财产权。四是认为这种权利是平等权利,五是认为正义属于道德、法权。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资产阶级正义观、法权观其实只是市民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义观、法权观,而不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基础上的正义观。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7]市民社会中的人是追求物欲满足的原子式的独立个体。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实际需要、利已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8]马克思也把市民社会中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叫犹太人。他说:“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9]市民、犹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正义的主体,这是政治解放的产物。但是,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还不是真正的人,他(她)是被物欲,物所决定和控制的人,而不是自由的人。因此,马克思要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直言:“那好吧!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10]在马克思看来,做生意、市场、财产私有制产生了受物的控制的自私自利的现代人或犹太人,而这样的人正是权利的主体,是权利观念和制度要保护和成全的人,而权利是正义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

现代人或市民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还不是“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历史的权利”。马克思所要肯定和追求的是“人的权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申明:人类解放“不要追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11]

“人的权利”是马克思所肯定和追求的正义价值。“人的权利”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权利”、“历史的权利”相区别的。首先,“特殊的权利”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人的权利”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其次,“特殊的权利”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而“人的权利”则扬弃了财产私有制,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其三,“特殊的权利”以人性自私不变为基础,而“人的权利”以自我随着实践的改变为基础。其四,“特殊的权利”的主体是自私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而“人的权利”的主体是“真正的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是现实的人,但还不是“真正的人”。“人的权利”中的人不是那种只有单一的占有、拥有感觉的人。“特殊的权利”连同财产私有制度使人的感觉单一化、片面化,占有、拥有感觉成了全部感觉。“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渴、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2]而“人的权利”中的人则是整体的人、全面的人,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13]单一的、片面的占有感觉使人片面化、物化,人失去了全面性和自由。与此相反,马克思所向往的人是克服了片面性的全面的人,克服了物化或异化的自由的人,从而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而“人的权利”,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权利。据此,我们说,马克思所向往的正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每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并存和协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5]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在此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都能同其他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并存和协调。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并存和协调关系,就是理想的正义,这也就是建立在有别于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基础上的正义。这是必然王国的彼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6]康德所说的权利、正义是各自由个人的并存与协调及其条件,但这里的人仍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其条件是法治社会,马克思主义也讲个人的并存与协调,但这里的个人已不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而是人类社会中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

显然,马克思构建的正义是“人的权利”的正义。“人的权利”,是实质权利、实质正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形式权利、平等权利、形式正义。因为在未来社会,分工、私有制、法律、国家都消亡了,形式权利、形式正义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了。资产阶级的权利、正义是政治法律层面上的抽象规则,它是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基础上的人。而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政治国家回归于社会,个人成为直接的社会存在,无须通过政治国家才成为社会的存在,因此,权利、正义都是实质的权利和正义。在形式权利、形式正义社会中,人在政治法律层面是平等的、自由的,但在社会经济生活层面是不平等不自由的。按照平等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劳动获得财富,但每个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形成不平等。

马克思站在未来社会或人类社会的高度,以“人的权利”、人的正义为价值标准来评价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和正义观。强调资产阶级的权利观、正义观是物化的人、单向度的人的权利和正义,是形式的权利和正义,尚未达到“人的”高度,不是实质的正义。相对于“人的权利”、人的正义,资产阶级的权利、正义是有局限性的。

二、从法权的道德的正义到客观的历史的正义

“人的权利”、人的正义,是马克思从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之合目的性尺度对权利、正义的贞认和界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价值原则在权利、正义问题上的体现。同时马克思又坚持科学理性原则,从合规律性尺度对权利、正义进行解释和描述。

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立场,提出了正义具有客观社会历史根基和内容的思想创见。这与西方文化史上,特别是近世以来思想家们对正义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传统的正义观基本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正义观。在西方文化中正义的地位极高,从荷马到泰勒斯到柏拉图到罗尔斯都把正义作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的核心理念,作为评价社会的根本尺度。对此恩格斯说,一直以来正义都是“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用来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在任何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17]但是,正义概念是一个道德概念,法权概念,按康德、黑格尔的思想,正义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是理性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法学世界观”。这种“法学世界观”把理性、正义、权利看作是全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础。黑格尔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热情洋溢地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18]这样以来,就把整个社会生活理性化、法权化了,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为此,“社会整体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框架,人类行为在其中受到法律和政治过程的调节。在这一传统中,对社会的研究首先是对上述过程的研究;理想的社会,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被构想为理想的‘国家’;而社会实践活动,在其最高形式上,则一直被认为是国家通过颁布公正的法律,或是通过明智的政府调控公民行为而进行的娴熟运作。”[19]在马克思看来,把正义思想、权利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和框架,就是把法权、理性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基础,属于唯心史观。

恩格斯在1886年与考茨基合作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考察了欧洲中世纪以来世界观演进的三个阶段,认为中世纪的世界观是“神学世界观”,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是“法学世界观”,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早期也曾是法学世界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用理性、权利、正义来分析评价现实问题,但从《克罗茨那赫笔记》以后,马克思就开始寻找权利、正义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历史基础,努力把法权、正义等上层建筑建立在客观性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上,从而从早年的法学世界观跃迁到唯物史观。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对正义作出了这样的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些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20]法律、法权只是正义的形式,它不能决定正义的内容,正义的内容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法权所包含的内容是否是正义的,这不由法律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来决定,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恩格斯说:“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21]一种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人的行为是否正义,要看这种制度是否与生产关系相一致,而这种生产关系是否正义要看它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这里涉及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生产中的剥削是否具有正义性,因为这种剥削制度也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相一致的,因而具有正义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包含着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创造剩余价值,包含着剥削。艾伦·伍德因此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占有剩余价值的偿试都是绝对不正义的。”[23]把劳动力变成商品,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这是经济过程、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法权、权利、正义观念是由这种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的,而不是法权、权利、正义观念决定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因此,马克思批评了拉萨尔对“公平(正义)分配劳动所得”的要求。马克思强调了经济关系对法权关系的决定性关系。马克思反问说:“什么是公平的(正义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正义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正义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关系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24]马克思坚持用脚立地,反对用头立地,坚持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法权、权利、正义,而不是相反。如果以法权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取消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取消剥削,这就等于让政治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其结果是经济萧条落后,社会文明退步。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开放前不是用政治力量取消剥削性生产关系么,结果大家有目共睹,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实践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制度、行为是否正义,要看其是否与生产方式相一致。农民养鸡进城卖鸡蛋在改革开放前是不正义的,在改革开放后是正义的,之所以是正义的因为它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是农民个人自主活动的表现。不让农民进城卖鸡蛋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与生产力发展不一致,束缚了农民的个人自主活动。

既然包括剥削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而是正义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呢?这是因为正义和善恶还不是一回事。正义的东西未必是善的,从道德伦理上看可能还是恶的。剥削从历史上看是正义的,但从道德上看是恶的。既然剥削在道德上是恶的,那么就应受到批判。康德、黑格尔、恩格斯都肯定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此,当我们看到马克思把包括剥削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定为历史的正义时,其实也同康德等哲学家一样在肯定恶的历史动力作用。在中国传统儒学把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化的文化模式下,我们往往难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逻辑中存在着这样两个优先的价值排序:生产力发展优先于正义,正义优先于善。生产力发展是经济生活,是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它是优先的。正义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是以是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善恶则属于道德范畴,在唯物史观体系中属于上层建筑,因而就不能处于优先地位。因此,马克思要批评把权利、正义等伦理法权置于基础和优先地位的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人了。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虽说有正义性,但这种正义是暂时的。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就陷入了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是正义的,然而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会不适合新的生产力,变得不正义,从而导致其灭亡。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因而这种批判是源自内部的批判,不是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正义的肯定的同时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内在的深层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之中寻找其从正义到不正义的客观逻辑,发现其运动的客观辩证法,体现着科学理性与人本价值的高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就体现着客观的科学理性精神。正义是历史的或历史的正义,包含着正义的客观性、历史变化性和人文性。如果把正义主观化,就容易打着正义的旗号干出浪漫主义乌托邦的事情。当然,在肯定了正义客观性、历史性前提下,我们可以肯定法权的伦理的正义价值。我们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肯定历史正义的前提下,倡导法权、伦理的正义或公正价值。

三、个人自主活动对正义主客观性的历史统一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是主张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人的社会历史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正义同样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也要统一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上。

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人的权利”的正义与客观的历史的正义是统一的,它统一在一定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下的个人自主活动(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活动指的是个人自主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只要法律关系、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就是正义的,据上面的引文也可以说只要交往形式同个人自主活动相适应就是正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是看交往形式与个人自主活动是否相适应。当交往形式、生产关系能促进个人自主活动时,这种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就是正义的、有价值的,尽管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恶的特征,当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与个人自主活动相冲突,不能促进个人自主活动时,这种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就失去了正义性,失去了价值。个人自主活动是个人对统治自己的外在偶然性和客观关系的超越,是个人自主的积极的主动的发挥自己能力的活动。个人自主活动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价值[26]。黑格尔历史观的核心价值是以自由为本质的抽象精神,其历史观中的抽象的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史、艺术、宗教、哲学,都是抽象的精神自我实现的各个环节。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是对黑格尔历史观的颠倒,他把抽象的精神颠倒为现实的个人或个人自主活动,新历史观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家庭、国家、意识等,都是现实的个人或个人自主活动自我实现和自我生成的环节或形式[27]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28]既然社会的物质关系是个体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那么,这些物质关系是否正确,是否正当,是否正义,就要看它是否适应和促进个体活动,即是否有利于个人自主活动。

然而,个人自主活动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在一定历史时期个人自主活动会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在较后时期会表现出来。譬如,资本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私性,这种局限性会在较高级较后的阶段表现出来,但在资本主义的一定时期它仍属于个人自主活动范畴。因为它使个人活动表现出主动性、积极性,特别是同资本主义的前一时期比较,个人自主活动增强了。马克思指出:“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29]就是说,在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与个人自主活动的矛盾产生之前,个人自主活动的局限性、片面性尚未表现出来,此时生产关系同这种有局限性的个人自主活动是相适应的,因而这种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是正义的。因而正义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具有自私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这种自私性特征,因而具有正义性。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使个人自主活动有所增强,因而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它具有正义性。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更高的生产关系就失去了正义性,因此要受到批判和扬弃。

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因为它增进了个人自主活动;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所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义性的判断要有历史性眼光,要有巨大的历史感。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时才能丧失其正义性呢?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30]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个人自主活动。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高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人的物化现象,但这种生产关系同具有局限性的个人自主活动有一定的适应性,因而有其一定的正当性、正义性。当然,从伦理道德上看,它具有恶性,从历史上看这种恶性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共产主义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正是在这种具有伦理恶性和历史正当性、正义性的交往关系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这种交往关系就其有伦理恶性而言,是应受到伦理批判的,就其正当性、正义性有历史暂时性而言也是应受到批判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恶性毕竟是伦理性的,正当性、正义性过期的历史和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又要承认这种交往关系的历史正义性。因为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客观的历史的正义观。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申明:“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31]正义是政治解放的主要价值,同时政治解放又将其制度化。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是迄今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说明政治解放所成全的正义价值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

马克思客观的历史的正义观和“人的权利”的正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价值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根据马克思客观的历史的正义观,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观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第二大形态或阶段,即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个阶段是社会走出封建社会的阶段,是摆脱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在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人需要依赖于物(商品、货币)而生存。因此,正义的历史形态必须与人对物的创造和占有为内容。因而理应理解和尊重权利性或法权性正义。

其次,权利性或法权性正义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为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作准备。自由个性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需要权利性正义为重要动力。只有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能够得到严格保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能提高,而权利制度正是保护正当财产的迄今世界制度内的最后形式。

其三,权利性或法权性正义能够促进个人自主活动,能将正义的主客观方面统一起来。权利性正义又以肯定个人自主性为前提,因而能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尽管个人的私的意识仍然存在,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较之受偶然性支配的封建社会,个人的自主性在权利制度下大大的提高了。

最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虽在现实中要以法权性正义为建构原理,但从长远看又要以“人的权利”的正义为范导性原理。因为法权性正义仍有其局限性,容易使人陷入物化和片面化状态。“人的权利”的正义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时人不再以占有感觉为唯一感觉,人的本质的各个维度和能力将得到全面发展,人将摆脱物化状态,进入自由个性境界。



[1] 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3]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页。

[4]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1页。

[5] 同上,第536页。

[6] 同上,第5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94页。

[9] 同上,第191页。

[10] 同上,第19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03页。

[13] 同上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7页。

[18]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458-4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720页。

[19]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见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7页。

[23] 见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1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6] 参见刘进田:《个人自主活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价值》,载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7] 参见黄克剑:《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3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