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栏目 > 论述推介

刘进田: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国家构建的正当性逻辑

作者:刘进田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10/19 11:15:54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进行经济建设,第二个三十年将主要是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正当性根基。核心价值观属于观念,属于价值,马克思在建构唯物史观、革命、阶级斗争语境下曾反对用观念、价值论证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但在当代中国改革、和谐、国家现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则要重视观念、价值的巨大能动作用。核心价值观的分层主张是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它使国家具有了自主性、独立性、有限性,是国家的现代性自觉。国家核心价值观是构建现代性国家的灵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构建现代性国家的根本;公民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现代性国家的基础。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现代国家  正当性  分层


 Core Values and the Legitimate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

 

Liu Jintian

 

(School of Marxist Edu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ask of China is mainly focused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second thirty years, the main task will b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untry. The core values are the legitimat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Core values belong to conception and value. Marx had objected to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socialist according to values and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b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as well as in the horiz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ynamic role of concept and value.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is the component of the core values, which makes the country possess the autonomy, independence, limitation, and which is the modernistic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untry.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ountry are the sou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untry; the core values of the society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untry; and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itize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modern country.

 

Key Words: The core values; modern countries; legitimacy; stratification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进行经济建设,第二个三十年将主要是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中心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社会构造是由民族、资本、国家三要素构成的三角形稳定结构。就此结构的历史生成而言,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民族(民族独立),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资本(肯定资本),习近平的主要贡献将是国家(通过推进四个全面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现代国家作为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其建构必须要有相应的价值根基,否则现代国家的构建就会缺乏正当性根据,就会迷失方向,没有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价值根据、价值原则或道义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价值根据。道义方向和精神动力,保证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现代国家和政治秩序也以制度化及其实践方式保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落实。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国家相互依赖、相互推动,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方式。

一、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合理观念根基

诚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观念,是思想层面的东西。观念、思想的东西能成为国家建构的根基么?不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客观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吗。政治国家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客观经济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但生产力、经济基础对政治国家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是从历史的长时段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的物主义时着重强调的是客观经济因素对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决定性方面,而对观念、思想对政治国家的巨大能动作用少有论述。恩格斯晚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已指出了这一局限或不足。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重视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1]在恩格斯看来,社会历史的实际过程是“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思想观念和政治国家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的。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构成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的合理性根据。我们所要建构的现代政治国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据,体现和落实核心价值观。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属于价值,是应然性、目的性、伦理性的观念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同意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价值观之上。当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拉萨尔、杜林主张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公平、正义、平等等伦理价值之上,并用这些伦理价值批判资本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予以坚决反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价值的作用,对社会现实持一种“非道德”的态度呢?不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公平、正义、平等这些价值与物质生产方式比较起来并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马克思把公平、正义等看作是法权概念,而法权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客观生产方式比较起业是次要的。但这也仅是同物质生产相较而言是如此,并非马克思否定价值和价值观的作用。美国学者艾伦·伍德指出:“对法权概念和原则的相对忽视,并不是因为(如有些人所说)马克思本人厌恶‘道德说教’,也不是因为他对社会现实持一种‘非道德’的态度(an “amoral” attitude)。毋宁说,这要归因于他对法权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评价。因为马克思认为,法权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仅仅扮演次要的角色;与以往大多数社会思想家的倾向不同,他觉得作为社会合理性尺度的法权概念并不那么重要。在马克思看来,法权概念在本质上是片面的,因此,采用它作为根本立足点而来判断社会现实,这是采取了一种歪曲的现实观。但是,也不能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正义作为合理的社会标准。”[2]马克思只是不同意把正义价值作为评价社会的根本立足点,因为这样就同唯物史观发生矛盾,而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是可以承认正义价值的重要作用的。

另外,马克思认为正义价值作为法权具有保守性。因为正义价值是法权概念,而法权的一个基本内容是财产权。如果要承认财产权,那么,以推翻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难以取得合法性。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使马克思不能把作为法权概念的正义价值作为政治国家的根本立足点,而必须着重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动力。然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同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当代中国的主要使命是改革而非革命,是构建和谐社会,而非阶级斗争。因此,正义、公平、平等等价值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上升为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根据和尺度。正如论者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它的理论和实践的取向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不是所谓平等、公平、正义。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拉萨尔 杜林的以公平、正义和平等为取向的改良方案进行了坚决批判。但是,在革命已经成为往事,革命正在被改革所取代,阶级斗争正在被和谐社会所取代,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员口号不再是革命、斗争和专政,而是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革命、斗争和专政是存在于新旧体制冲突语凌晨中的概念,而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是在同一体制内解决争议的话语。”[3]在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为旨趣的改革时代,在构建和谐社会,注重阶级调和与法治的时代,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根基。

核心价值观对构建现代国家的根基地位,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有明确的肯定。十八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4]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5]人民日报社论明确肯定:“‘三个倡导’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立国之本、强国之基。”[6]

这可以说是厘定了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现代国家的内在逻辑关系:核心价值观是构建现代国家的灵魂、根本、根基。

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关系的这种新认识、新思维,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重大突破。建立在核心价值基础上的政治国家与建立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已然有所不同,这更合乎中国社会政治实际和实践要求,合乎政治现代化的要求,合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新成果,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核心价值观分层是国家的现代性自觉

人们在理解核心价值观时往往关注的是其具体内容,这自然是对的,但忽略了核心价值观的分层问题,而分层问题是一个极为重大和富有意义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标志着国家的现代性自觉、社会的现代性自觉和公民的现代性自觉,标志着现代国家观、现代社会观、现代公民观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7]在此习近平同志既指明了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又喻示了核心价值观划分为三个层面的重大意义,即它同建设什么样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直观相关,表明了我们在国家观、社会观和公民观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与建树。因此,核心价值观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划分、划界,具有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变革的重大意义。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标志着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之间有了划界,它们分别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有了自己的特殊领域和边界,不再相互混同,没有界限,没有自主性、独立性,不再相互僭越。在此分层和划界的情况下,国家、社会、公民各自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各自有的建构原则。这意味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公民个人的重大自觉。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历史意义可以从这个角度予以理解和把握。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性区别是传统社会是结构未分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结构分化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国家、社会、经济、教育、司法各子结构处于混合不分状态,表现在国家一个子结构统摄、包揽着社会、经济、教育、司法等子结构的全部功能。在传统社会县令要判案子,国家包揽了司法的功能。经济、教育等也都被国家所统摄包揽。这样国家就是一个万能国家、全能国家。这样的全能国家阻碍着社会进步。回顾历史,周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赢政奠定了中国传统制度的基础,而其特点均为结构合一不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扬弃三千年来的这种结构合一的社会构造,形成结构分化的社会构造,其历史意义极其重大。

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结构分化,即政治国家从社会其他子系统中分化、抽离出来,不再代替其他子系统的特殊功能。早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家佩伊(Lucian Pye)就提出政治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分化,二是体系能力现代化,三是平等趋势。其中结构分化是首要的标志。因为结构分化了,才能输出优良有功能。“结构的分化不仅可以使体系功能更好的发挥,提高政治体系的效率,而且也可以在政治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建立起一种制衡关系”。[8]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家庭、社会混而不分,其表现是家庭原则代替政治国家原则和社会原则,如君臣关系(政治)父子化、朋友关系(社会)兄弟化,用爱的原则、整体性原则代替政治国家原则、社会原则。儒家侧重强调这一方面,而法家则强调以国家原则代替家庭和社会原则,搞以吏为师,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无论怎样这些都是社会结构未分化、国家未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体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国家与社会、家庭划分了开来。他把伦理实体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三者的实质判然有别。家庭以自然血亲为基础,以爱的情感为纽带,具有整体性特征,个人处在等级和从属关系中,没有独立性。“家庭关系毋宁是以牺牲人格为其实体性基础。”[9]市民社会则以追求需要满足的独立个体及其普遍交往为特质。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是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是个体和整体、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作为真理性存在的真实伦理实体。在此,黑格尔把家庭、社会、国家划分了开来,强调了三者的分化。从历史维度来看,人类政治关系的演进则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大阶段。黑格尔这一思想对马克思历史哲学有很大启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历史分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到人的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这一理论显然得益于黑格尔的思想。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理论借鉴了黑格尔伦理实体分化思想,合乎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三形态理论,因而体现了现代性社会结构。不仅如此,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哲学及价值观的深层划分了国家、社会和公民。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核心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它们的区别是内在价值理念和建构规则的不同,不是外在的、表层的不同。这样就从各自核心价值观的区别上,揭橥了国家、社会、公民各自的自主性、独立性。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未分化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层主张,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其历史和实践意义极其巨大。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主张,意味着国家不再同社会混而不分,不再同个人私人生活混而不分,国家获得了自主性、独立性,不再有代替、包揽和僭越社会其他子系统功能的功能。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将告别无限国家、全能国家,而成为有限国家,国家及其权力不能再任性,从而国家回归自己的本位。这是国家从传统跨入现代的重要一步。

因而就产生了重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战略。可以说都是围绕构建现代国家构建这一时代主题的。现代性历史构造或社会结构,是由民族、资本、国家三大要素构成的三角形结构。我国分别用三个30年来构建这三大要素。毛泽东对此现代性历史构造形成的贡献是民族,即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是重新肯定资本;习近平正在做的历史贡献是构建现代国家。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理论对构建现代国家的意义,在于使国家取得了自主性、独立性,给现代国家规定了核心价值,同时亦指明了构建现代国家的根本价值和基础价值。

三、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根本和基础

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价值灵魂、价值根本和价值基础。这也就是201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意思。不过这三句话还应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在我们看来,这三句话分别对应着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兴国之魂”;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国之本”;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强国之基”。

(一)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

当国家独立于社会和私人领域以后,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内在原则和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国家的核心价值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前,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价值的理解是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而十八大之后有所调整,就是说这四种价值都是国家的价值,四种价值的主体都是国家。由于价值主体的这种变化,我们对价值含义的理解也就有所调整,有所不同。富强是指国家富强,民主是指国家民主,文明是指国家文明,和谐是指国家和谐。

国家是公共权力和主权,是公共权力和主权运行的制度和实践。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维护社会规则、规范的实行。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解释社会概念时说:社会“是个人在群体中分工合作才能生活的结果,既要分工就不能没有各自的岗位,分工之后必须合作,岗位之间就不能不相互配合,不能没有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有了规划就得有个力量来维持这些规则。”[10]维持这些规则的力量,主要是公共权力,即国家。国家是维持社会规则的力量,这些社会规则维持好了,社会就有了良好秩序。

国家要能维持好社会秩序,国家自身首先要有力量,有权威,有合理性、正当性,有凝聚力。为此国家的核心价值就应当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力量有硬实力、有软实力。富强是硬实力,民主、文明、和谐是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1]习近平总书记从软实力意义上来理解核心价值,自然包括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都是软实力,但就国家自身而言,其软实力主要是指富强(就精神富强而言)、民主、文明、和谐。

国家相对于社会、公民有其自主性,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此价值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种价值是兴国之魂,是国家得以振兴和发展的灵魂,是国家现代化的灵魂。富强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财政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样才能有力量保证社会规则的实现,抵御外来侵犯,保证民族国家独立、统一与团结。但只有经济军事实力还不够,国家还要民主,民主是国家的生命。因为民主使国家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民主是国家的理念、制度和实践。文明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能按民主法治程序进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排除暴力、掠夺和欺骗,廉洁高效。和谐是指领导和群众之间、官民之间利益协调,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融恰。国家要富强就要收取人民的税赋,少收多收都不行,这里就有国家和人民、官民之间利益的协调问题。民主既要求富民,又要求强国,和谐就是要把富民和强国的利益关系协调好,使其持中适度,追求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要让国家摆脱贫弱、专制、野蛮和官民对立,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灵魂就在于这四种价值的实现。

(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呢?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更好地实现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即更好地保障社会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的根本目的、目标所在,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脱离开社会核心价值观,国家就会失去根据,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优先于国家,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社会主义之所以叫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重视的是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早期有社会但无国家,在未来国家会消失,但社会仍存在。社会而非国家对于人来说才是更为重要的生活环境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国家的存在以社会为前提、基础和根本。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和完善。因而,国家以社会为根本,为服务对象。

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决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址。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幸福。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在此是十分明晰的。国家及其核心价值相对于社会及其核心价值属于手段价值或工具价值,而社会及其核心价值则是目的价值。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应体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每个人都直接生活在社会中,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而是所有人的自由,这就要求平等。平等的自由是说一个人的自由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这就要求提出忽损他人的规范,勿损他人(义务)和不受他人损(权利)的辩证统一和平衡就是公正。每个人都不受他人损害,这个要求被社会所肯定,就是法权或权利,这是法治的实质(在表达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时把法治表述为权利或法权可能更好一些,即表达为自由、平等、权利、公正似更好。然后把法治放到国家层面,表述为富强、民主、法治、和谐。康德曾说法治国家就是文明国家)自由是人的本质,平等的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因此,国家的价值理应从属于社会的价值,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理应是国家及其核心价值的根本、本体,因而是立国之本。

国家之所以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护、实现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服务的国家,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异化的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起源于社会,国家也将回归和消失于社会。社会是国家之本,而不是相反。因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国家之所以要富强、有力量,目的是为了保障法治,法治是为了保障公正。公正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和统一,最终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主其实是自由平等在政治国家领域的体现,是自由平等的政治形式,因此,国家民主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障自由平等。文明是说国家权力的取得和行使要排除暴力、欺骗等野蛮行为,这也是为了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主要要指官民和谐,官员、领导要为群众的自由平等要求服务。显然,国家及其核心价值的根本、本体在于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的不是国家本位的。因而,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三)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强国之基

就是说,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基础在于组成国家的每个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公民个人在自由、平等、自由、法治的良好社会环境中,能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那么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才能实现。反过来讲,国家实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才能保证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国家通过改善公民个人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来激发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公民品格,从而为自己提供基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价值循环:国家及其核心价值保证和促进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社会及其核心价值保证和促进公民及其核心价值;公民及其核心价值保证和促进国家及其核心价值。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形成这样的价值良性循环系统。

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爱民(国家民主、文明就是爱民)、公民爱国是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公民爱国包括爱祖国、爱家园、爱民主、文明的国家制度。这构成公民报国热情、奉献精神、使命情怀,从而构成国家发展兴旺的精神动力,构成成国家发展兴旺的主体性基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就是国家的精神基础。

在公民与自己的职业劳动关系上,公民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优异业绩构成国家富强的最为坚实的基础。敬业是公民在生产劳动层面的价值,敬业精神能创造出丰富优质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服务产品,还能减少社会矛盾,因而成为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生产劳动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劳动贞定为人的本质,人的劳动本质,在生产分工中就体现为敬业精神。儒家轻视劳动,马克思主久重视劳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敬业精神内在相通。世界上凡强大的国家,其公民都有极好的敬业精神。日本企业里的工人既便对老板有意见,也不会敷衍自己的工作。他会在头上绑根白布条以示不满,但他会尽心尽力完成好手中的工作,他把工作看成是自我完成的方式。不敬业,爱国就是抽象的表面口号。

在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交往合作关系中,诚信是一个基础性的价值,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起着基本法则作用。正义就是人们交往合作中的互不损害。掠夺和欺骗是损害他人的两种形式。诚信就是要拒绝欺骗,以诚待人,以信立业。这样正义价值才能实现。这就构成国家和谐、文明的基础。

在公民之间的关系上,诚信是基础,因为它属于正义价值,而友善则是更高一些的价值要求,它大体属于崇高价值。友善是人们之间的仁爱关怀。一个社会能在诚信、公正基础上达到人们之间的友善、仁爱,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仅是有序的社会,而且是有爱、有人情味的社会。因而友善价值就是国家文明、和谐的基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2]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 李惠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是否可能?》,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6] 《人民日报》201312241版。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169页。

[8]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9页。

[10]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24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页。